上级人民政府和本级人大常委会要依法开展对政府推行权责清单制度的监督。

按照当时的联邦宪法，总统与副总统由各州按照选举人制度以单一名单投票方式产生。为了限制政府对人民反向操控的可能性，联邦宪法法院从理论上分割出人民意志的形成与国家意志的形成这两个不同的政治活动领域，并试图将政党活动的合法性限制在第一个领域。

人民将自己的代表选举进入议会的过程是一个人民意愿（Volkswillenbildung）的表达过程，根据基本法第21条，政党有权参与这一过程。[14][美]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英文影印本），第83,324页。此外，从上面的条文可以看到，基本法对政党从宪法层面上做出了一系列约束性规定，从政党的内部组织、经费来源、政治纲领到活动，都需要承受基本法的约束。[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0页。或许其它国家在自己的宪法制度设计中也想复制这种防止党争危害的方法，但是前者却不一定能复制英国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当时蓬勃发展的经济情况，因此将严重限制这种复制活动的有效性。

目前莱布霍兹的政党国家理论在理论上已经失去了其影响力，[72]但是其留下的制度遗产却一时无法改变，反而在实践中不断强化，造成了德国政坛依据政党界限泾渭分明的局面，政党外的政治活动的影响力有限。恰恰是因为在美国宪法下，不同的权力机关由同一个群体产生，因此，即使产生的渠道互相独立，也不能保证最后产生的不同机关会有麦迪逊向往的各自独立的意志。主体清晰，事关税收征纳关系参加主体和参与主体的立法定位和权利义务构造。

征纳主体的活动须遵循现代税收管理特别是适应开征直接税的一般程序，管理程序的改革势必引出税收征管法的结构再造。性质上，属于税法解释权的实际运用。实践中，对于长期困扰的诸多税法适用和解释难题，各级税务机关解读不一，各行其是，造成企业税法遵从困难，损害税法安定性。完全可以通过激励和阻止两种方式，减少恶意诉讼，引导选择复议途径维权。

税法缺欠是一个全球性难题。凡此种种，彰显税收法治的缺位，偏离税收法治。

理性正视税法行政解释权的必要性 税收执法必依赖税法解释和适用的权力。行政法学认为，执行法律而不解释法律，在任何行政执法领域皆不可理喻。税收司法应成为税法知识生产的最后质量把关关口。《税收征管法》在公法和私法相接壤的领域，与民法典的地位，应相匹配，交相辉映。

现代民法典和税收征收法典，共同为法治中国奠定一块基石。笔者建议删除两个前置，归还纳税人救济权，将建设法治中国和依法治国落到实处。税收司法，历来是各国维护税收主权的重要制度构造，由此，应激活税收司法制度，改变我国在国际税收竞争中话语权不足的格局。征管实践中，税收政策确定性服务需求与供给失衡。

行政法平衡论，是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创新，吸纳了发达国家行政法精髓，秉承《大易》《中庸》时中情怀，传承《尚书》允执厥中精神。目前，最高财税主管机关是税法知识的最大生产商和批发商，且处于税法知识生产的垄断地位，在税务机关内部，其知识生产和规则输出处于无权威部门严格把关和收口管理的状态，业务部门各自为政，政出多门，不可避免出现错讹、法律漏洞或不切合基层实际，造成实践困扰。

实务中，在税收客体的有无、定性和量化方面，在认定纳税主体方面，交易定性理论有丰富多彩的表现，涉及简单合约交易和复合交易两种，认定税收客体和纳税主体，确定税收管辖权等，需要在适用税法和解释税法中取得平衡。这些，既适应了直接税征管的税制改革要求，也必将强化税务机关的执法权力。

而且，政策性强的疑难复杂的事先裁定、个案批复，只有国家税务总局层面才能有权处理。立法灵魂和核心原则，事关法律文本的精神气质和精神内核。当然，这次《税收征管法》修改，强化税法行政解释的规制和制度建构，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况且，大型企业对于税收政策的捕获能力、谈判能力和在征纳关系中的地位，均优于中小纳税人，因此，取消缴税前置，有利于保护中小纳税人诉权。增加税务人员应加强法律素养培养条款，以便为未来税收人力资源改革，大规模吸纳法律精英预留空间。现代税法，彰显纳税人权利保护、征纳平衡、信赖合作、诚信推定等现代税收管理理念和精神气质，不能固守行政本位。

概言之，民法典在私法领域地位独特，不可或缺。随着税收评定制度的建立，应相应增加稽查业务和稽查局条款，从长远看，应赋予税务稽查局以涉税犯罪侦查权，从构筑完整稽查权的角度，改造《税收征管法》，使得威慑权能归位于税务机关。

此即，税务机关不得放弃税法解释权。取消复议前置，意味着打破税务机关垄断税法解释权和税收争议的裁决权。

《修订草案》新赋予税务机关税额确认也即税收评定的权力，以适应未来税制结构调整和直接税征管的需要，以弥补土地增值税管理制度中本已经存在税收评定制度但缺乏上位法依据的缺陷。税法解释、适用与税法事实认定，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

优先选择复议程序的，复议期间滞纳金中止计算，等等。若此，或能改变任由不同层级税务行政执法人员口含天宪，解释不一，垄断税法解释权，随意解释税法的混乱局面。在国家税务总局内部，应设置专门机构负责税法解释、行政复议审核、疑难税法实务处理（如事先裁定、个案批复、特别纳税调整、税收核定）等事务，应专设总法律顾问职位，专司重大复杂疑难税法实务，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建立法律顾问制度的决定。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税制改革目标，其落脚点和抓手在《税收征管法》修改。

为此，在行政权外部，应该让税收司法出场，以监督行政权。税收法定既要解决税收要素法定问题，也包含税法解释权的合理配置问题。

且《修订草案》126条，相比较原来的两个前置，有进步但也有退步，应该予以改造。税收法定并不当然排除税法行政解释权，税法解释权理应由立法、执法与司法机关共享。

为此，税法解释权必须在立法、执法和司法机关之间分享，而不能由一家独享，尤其不能由税务机关独享。业界也曾经讨论增加一般反避税条款，以克服一般反避税条款仅能适用于企业所得税领域的缺陷，增加代征费条款，等等。

目前，全国各地省级税务机关各自为政，或有互相矛盾，有损税法的统一性，其势必难以为继。实践中，复议前置废除后并没有出现诉讼井喷的局面。在国际税收竞争与合作、企业和个人境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大背景下，应特别重视税法解释权在立法、执法和司法机关的共享机制。在总局设置总法律顾问制度，就是内设知识生产的质量监控体系，防止滥用权力或不合法理的解释出台扰乱市场，在制度上落实税收法定。

而且，在诉讼期间滞纳金不停止计算比如《海关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已经废止复议前置。

征管实践中，税收政策确定性服务需求与供给失衡。鉴于税收救济权是纳税人的一项当然权力或公民宪法权利，应予以重点维护和保护。

取消复议前置，意味着打破税务机关垄断税法解释权和税收争议的裁决权。但是，从制度上和法理上，应废止复议前置和缴税前置，将被限制和被割裂的纳税人救济权，归还纳税人。